【热点时评】高校悲剧背后，谁来把导师的权力关进笼子？

　　最近这段时间，高校的一些新闻值得我们注意。

　　2018年1月12日，对外经贸大学一教授被指性侵一女大学生数月；2018年1月1日，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被实名举报性侵女学生；2017年12月19日，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指长期猥亵性侵女学生……

　　除了性侵，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在2017年12月26日被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。杨宝德的女友认为，男友悲剧与其女博导周某有关。她称，杨宝德在读博士期间，周某经常安排他做PPT，打扫卫生，买东西……答应帮他联系出国，又未能兑现。“出国无望，学术无果，这直接导致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。”这一指控，目前尚未被证实。

　　不过，频繁爆出的新闻却不得不把我们的视线拖回师生关系的现实图景中。

　　师生关系：

　　中国传统师生关系，往往伴随着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的拟亲属关系特征。在这种价值框架下，教师兼具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等多重功能，并且把学生当作弟子，学生也视老师为遵从和感恩的对象。在目前研究生导师与硕士、博士之间的关系中，这种关系体现得较为明显。

　　在这种关系的形塑中，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，往往不同于本科教育“大众化产品”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果，而是带有导师明显的个人化特征，并深入到学生的学习、生活甚至就业当中去。

　　同时，导师在这个关系过程中充当了学校管理机构的代理人角色，直接行使对学生的课程考核、学业评判、思想教育、行为控制等一系列的权力。相应地，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，还成为了人身的依附者。

　　于是，当一些导师扭曲这种关系后，学生往往会处于弱势的地位。以西安交大事件为例，杨宝德的导师对他或暗示或明示的要求包括：浇花、打扫办公室、拎包、去停车场接她、陪她逛超市、去她家中装窗帘等。此外，还有 “晚12点之前随叫随到”“陪我打麻将比学英语重要”等无理要求，甚至自己为学生带的“剩饭剩菜”，如果学生不吃就会被 “指责谩骂”。

　　那么，该如何解决？

　　1月16日，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，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，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。这也是“水果硬糖”群的明确诉求。

　　“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，而是支持。”律师万淼焱认为，在性骚扰问题上，也是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，才使得无数女性只能沉默。

　　一方面，我国在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刑法》等法律中都有着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不同程度保护。另一方面，担心自己名誉受损、迫于老师的威胁以及正常毕业的学业诉求，让很多人选择保持了沉默，法律救济的途径被搁置。

　　这其中，高校的责任同样不能缺位。

　　先来看两个案例：

　　2016年8月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尼古拉斯·德克斯，因对多名涉嫌性侵学生的教授制裁乏力引咎辞职。据称，曾有超过45名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签署请愿书，表达他们对德克斯的领导丧失信心。

　　另一所著名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加布里埃尔·皮特伯格，因为给两名研究生发送带有性暗示的短信、邮件以及肢体压迫侵犯她们，遭到学生的投诉和起诉。据介绍，学校本来打算通过支付高达46万美元的和解赔偿将事情摆平，但被丑闻激怒的学生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对自己学生下手的著名教授，发起了针对他的集体抗议。

　　两个案例，讲述了与文章开头所举事例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这其中既有来自教师的监督，也有源于学生的抗议，但更多的，是得益于高校对相关权力的监督机制。

　　在我国，早在2014年，教育部就发布《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，要求强化师德监督，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为。比如：

　　要构建高校、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;健全完善学生评教机制;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工会、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等在师德建设中的作用;高校及主管部门建立师德投诉举报平台，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，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。对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，有查必果，有果必复。

　　只是，三分决策，七分落实。如何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高校导师权力制约机制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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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编辑：黑龙江华图04）